各路“暴走大军”几乎占领了北陵公园专业炒股配资平台。
清晨五点四十分，大半个沈阳还在沉睡着。北陵公园的黄陵广场上已聚集了四五十位老人。他们穿着统一的红色运动套装，相互寒暄，悄然列队。
十分钟后，另一支暴走团队伍也开始朝广场聚集。这一伙人拖着行李箱大小的音箱，扛着一面红旗，在广场另一侧摆开阵势。其间，两支队伍的目光短暂相接，又迅速移开。
六点整，早场的五支暴走团队伍全部到齐，总人数超过三百人，音乐声几乎在同一时刻响起。几种节奏交织碰撞，人群开始沿步道行进，一边向前、向上伸直手臂，一边双肩规律地耸动，整齐划一。很快，人群像几道洪流，向公园各处散开。
寂静被打破了，浩荡的大部队和混杂的音乐，冲进路人的眼睛和耳朵。
“简直把公园当自己家了”“每天都是这么大动静”——路过的行人一边抱怨，一边加快脚步，绕道而行。旁观者看来，这样的锻炼方式近乎魔幻，令人费解。因为一边快速行走，一边做些奇特的动作，他们也被戏称为“僵尸舞”“暴走团”“鬼抽筋”。
八月，一起消防车与救护车被堵事件，将暴走团再次推向舆论旋涡。“暴走团挡路”的话题屡上热搜。不少人指责他们“暴走”变“路霸”，呼吁清退取缔，并依法处罚扰乱正常秩序的暴走团。
争议之下，老人们正面临无处可“走”的尴尬。
每天清晨，老人们准时来到沈阳北陵公园健步走。受访者供图
“暴走团又来了”
8月26日下午五点半，晚场开始之前，李华已经在北陵公园等待队友。
六点整，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，不差一分。
“排好队，准备开始了。”
招呼落下，一首流行音乐《朋友的酒》响起，上百人齐刷刷动了起来。“人生几十年，总会有风雨来陪，潇潇洒洒赴会，今不醉不归……”伴着豪放的旋律，队员们逐渐放开手脚，浩浩荡荡向前迈步。
六十岁的李华是这支“暴走团”的发起人。
他身板挺拔，留着花白的寸头，穿着红色运动套装，戴白手套，脚踩一双反复刷洗、已显发旧的运动鞋。不同于其他队员，李华腰间别着小音箱、头戴耳麦，举一面红旗走在最前头。行进途中，不时回头纠正动作、喊出口号，是整个队伍的指挥中枢。
十五分钟后，队伍行至皇太极广场，与另外两支健步走团队相遇。其中一支动作整齐，成员年龄偏年轻，被李华称为“专业队”。另一支，老年人居多，没有多余动作，只是快速行走。三支百人队伍汇聚于此，三种音乐交织，五百平方米的广场瞬间被人群与声响填满了。
这样的场景，几乎每天都在北陵公园定时上演。清晨六点，傍晚六点，以李华为代表的暴走团成员，准时出现，不论盛夏寒冬，一周七天，从不间断。如果有人因事无法到场，还会托其他团员带话，或在微信群里告假。
这里原本并非如此喧闹。
北陵公园始建于1643年，是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陵寝，长久肃穆宁静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陵园辟为公园，开始对公众开放。因早晚免门票，逐渐成了附近中老年人锻炼的首选地点。
李华是最早一批来这里锻炼的人，见证了“暴走”这把“火”是如何在北陵公园烧起来的。
2019年，佳木斯健身操在东北悄然兴起。李华偶然看到视频，觉得有趣，找来几位老友在北陵公园的空地上尝试练习。只用了几日，他就掌握了动作，还将健身操与健步走结合，自创出一套“行进操”。在锻炼过程中，不断有人驻足询问：“能跟你们一起走吗？”李华热情应允。
不到一个月，队伍从四人发展到二十余人。起初多是附近小区的退休老人，后来口耳相传，一些中年人和更年长的老年人也陆续加入，人数一度超过一百四十人。接下来，另外几支队伍接连组建。鼎盛时，园内同时活跃着十来支队伍，大的超过一百五十人，小的也有二三十人。北陵公园也逐渐成为“暴走”聚集地。
李华从不厌倦讲述自己创建百人团队的经历——这种运动活动范围大，存在感极强，时常让他觉得心潮澎湃。
但在其他游客眼中，他们是最不受欢迎的群体。
五年来，因音乐声量、占用步道等问题，李华的团队与游人的摩擦时有发生。有人批评他们“拿的退休金太多了，闲得没事干”“缺乏公德”，甚至被称为“神经病”。不知不觉间，“疯狂暴走团”的称号，也在沈阳传开。
不久前，李华带队如常“暴走”。队伍刚行进约一公里，就遇到两名年轻人上前阻拦：“去边上走，别挡道。”对方举起手机凑近李华的脸，一边对着手机说：“看，‘暴走团’又来了。”李华侧身躲闪镜头，反驳：“这么大的地方，怎么算挡道？”双方对峙，引来不少人围观。
人群中也有不同的声音。几个游客为他们辩论：“没上马路，也没进居民区，在公园里，有什么不行的。”随后，李华挤在人群里，高声喊了一句：“公共区域，你管不着！”最终，冲突并未扩大，但李华还是关掉音响，带着队伍离开了。
类似的争执时有发生。老人们时常感到不解：“辛苦一辈子，老了健个身，还要看人脸色。”
委屈归委屈，但多数人仍雷打不动，每日准时赴约，暴走三公里。也有个别老人怕遇见熟人尴尬，或是受不了旁人异样的眼光，选择退出。
北陵公园，傍晚六点，多支暴走团几乎占满了步道。受访者供图
老年江湖
实际上，对老人们而言，这里不仅是锻炼身体的场所，更是他们重新构建社交圈的重要去处。
“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”。在北陵公园，由退休老人组成的健步走队伍里，关系网络远比想象中复杂。一个“团”，就是一个小社会，一片人情场。
随着规模变大，李华发现，队伍不好带了。
他说，起初大家随意站位，跟不上队的会自觉退后，而前排因动作显眼、步伐整齐，渐渐成了许多人眼中的“香饽饽”。团员们普遍觉得，站得越靠前，表示在团里的地位越核心。尤其一些曾是管理层的成员，格外在意自己所站的位置，有人甚至提前半小时到场，用水杯、腰包占住前排，不愿挪后。
实际上，一支近百人的健步走团队，有时堪比一家公司——有发展，也有分裂。
在团队中，李华作为团长负责统筹。体力好、动作标准的担任领队，在行走时发号施令；另有一两名后勤组长管理考勤杂务、采购装备、传达活动通知。所有职务每三个月由投票产生，而普通成员则是跟随，参与集体活动。
六十二岁的梅阿姨跟着李华走了三年。她发现，领队一职最受欢迎——举旗戴麦，有权又不琐碎。三年来，老人们为“争夺”领队，暗自较劲，甚至上演了不少“宫心计”。每临近选举，都有人暗中运作，建小群、请吃饭、逐个打招呼，只为了多拉几张票。
去年冬天，一位刚进团不到一年的阿姨当选领队。“她动作并不标准，口号声也小。”梅阿姨回忆，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不服。为了表达不满，几个老队员甚至在队列中放慢脚步，拉开距离，故意让队伍走得稀稀拉拉。
一些由人情引发的矛盾也时有发生。
李华个子高，步伐稳，站在队中最是醒目，也受到一些女队员的欢迎。几位性格外向的阿姨常围在他身边说笑，如同“仰慕者”。梅阿姨偶尔也想上前听听，“上个月，就有人因散场后向李华多请教了几句，便被传了闲话，遭到孤立，气得三天没来锻炼。”梅阿姨说。
除此之外，“钱”和“利”也是小江湖里至关重要的矛盾根源。
王建国是最早和李华一起锻炼的伙伴，也是暴走团的元老人物。他曾在沈阳开过两家餐馆，擅长算账，顺理成章担任了团队里的后勤组长。起初两人关系要好，直到队伍规模超过百人，矛盾慢慢浮现。
第一次明显的分歧，是因购买队服引发的。据李华回忆，为了整齐美观，团队会定期统一采购运动装、手套和腰包。他主张一年更换一次，而王建国却每隔两三个月就安排换新，总说找到了更便宜的厂家，却从不公开进货单据。后来有队员说，他在其中拿了回扣。消息悄然传开，李华与不少老队员都因此感到不满。
事情并未就此停止。
李华患有高血压，儿子觉得东北的寒冷对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利，每年冬天都送李华老两口去三亚过冬，待上两三个月。动身前，王建国向李华保证会代为打理好团队。可他前脚刚走，王建国就瞒着他，组织每个团员上交三十元会费。
不少老队员纷纷打电话向李华“告状”，告诉他团队动荡，已有十几人先后退出，去了公园的别处，另起炉灶。李华听后立刻改签了机票，提前从三亚飞回沈阳。
二人约在北陵公园的一处湖边见面了。面对李华的质问，王建国的理由很简单：“其他的队伍每月收五十元，我们不收费，留不住人。”在王建国看来，收钱，是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。
但李华有不同的价值判断：建队是为了锻炼，谁都可以来，一旦掺进利益，人心就散了，变味儿了。
最终，两人因理念不合分道扬镳。王建国带走了十几位关系近的队员，另辟新据点。李华则留下，继续带领其余的人在北陵公园健步走。
队员们一边前行，一边跟着节奏有规律地伸臂、耸肩。受访者供图
难以消磨的时间
事实上，老人们往往是心甘情愿卷入“江湖”的。
暴走团成员大多已经退休。离开工作岗位后，日子闲了下来，每天雷打不动的健步走，反倒成了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盼头。至于小摩擦和“明争暗斗”，在他们看来，无非是想在这片小天地里，守住一点存在感，很少有人真正撕破脸，“人到晚年，有地方去、有人相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李华曾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。任教三十年，他每日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校之间，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，日子过得忙碌，也有意义。教过的学生陆续成家立业。2019年退休那天，他把多年的备课笔记统统收进抽屉，再未打开。
儿子在上海，既不需要经济支持，也不用他帮忙带孙女。比起大多数同龄人，他的生活也清净简单得多。刚退休时，李华计划着去云南看玉龙雪山、去长白山看天池，还想四处尝尝没吃过的小吃，想象往后皆是自在清闲。
一开始，他常主动约老同事、老朋友吃饭、打牌、喝点小酒。起初大家还愿意应约，但后来，电话另一端的回应越来越淡，“老出去不得花钱吗”“孙子回来咯”……他嗯嗯两声，放下手机。再后来，他也不再张罗了。
突然闲下来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松弛，反而总有种泥沙俱下的失落感，时间也由此变得冗长，难熬。除了每天去家附近的市场逛一圈，买个菜，其余时间，就在看电视和睡觉之间循环。电视里，体育比赛、新闻、电视剧，轮番切换。有时午睡一觉醒来已将近四点，随便应付点晚饭，继续等待天黑。
“待够了，好没意思。”李华说。
这是李华第一次感知，衰老，就那么突然地到来了。四十岁时，他正值壮年，堂哥从沈阳一个国营化工厂退休后总抱怨“活着没劲”，他觉得难以理解，“不用早出晚归，大把时间可自由挥霍，怎么会没劲呢？”如今，他第一次发现，“闲着没事做”的滋味，因人因年龄而异。
李华仍不愿服老。每天清早要刮净胡子，穿戴整齐才出门。头发慢慢变白，干脆全部剃掉。偶尔，公交车上遇到让座的年轻人，他也会摆手拒绝：“你坐，我站着。”前两年，他曾联系学校商量返聘，对方并未拒绝，但也无下文。老伴劝他别太认真，他则感叹：“人老了，没人要了。”
那段日子，他觉得自己陡然滑入老年，万物破碎，看什么都不顺心。经常，还会因为晚饭迟开半小时、眼镜找不着、水果忘记吃放坏了等等小事，对着妻子发脾气。儿子曾提出接老两口到上海生活，换换心情，既能团圆，还能搭把手帮忙带孙女。但李华拒绝了，在他看来，和儿女同住，意味着失去了对生活最后的掌控。
梅阿姨也有相似的感受。
从吉林白城农村来到沈阳二十年，她先后帮两个儿子带大了三个孙辈。照顾孩子、买菜做饭……每一天被琐碎填满，几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时间。直到女儿家最小的外孙也开始上小学，她发现，生活突然空出了一大块。
在沈阳，她没有朋友，日常的轨迹仅限于小区、超市和学校。每天送完孩子，回到家只剩自己一人。电视播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个响，反复擦桌擦地，或站在阳台看楼下的行人，熬到下午四点接外孙放学。
虽与女儿女婿同住，但她仍感到孤独。因为怕说错话惹孩子不高兴，他们交流得很少，除了吃饭，她大多时间窝在自己那间堆满废纸箱、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屋——纸箱是她平时在小区里捡来打算卖钱的，越积越多，舍不得扔。阴雨天，女儿总抱怨纸箱有臭味，她不反驳，只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，“土都埋半截了，什么都不想说了。”
9月3日清晨六点，北京朝阳公园，上百名老人在此集结。受访者供图
“一辈子都在为孩子、为父母，很少为自己活”
促使许多老人加入暴走团的原因各不相同，但孤独，是他们共通的原因之一。
北陵公园给了李华新的寄托。
创建队伍之后，李华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注于此。每天早晨五点准时起床，简单吃过早饭，坐半小时公交车赶到公园，带领大家暴走三公里。上午九点回家后，看会儿电视，又开始上网学习新的健身操，在家里练上几遍。下午四点半，吃完晚饭，又该出门了。
梅阿姨也不再终日忙于接送孩子，早上赶不及去公园时，干脆“罢工”，让女儿自己想办法。在暴走团，她一步步找回曾经被琐碎日常淹没的自我。她说：“精神上有了寄托，自然不想不开心的事了。”
锻炼之余，老人们三五一群，聊买菜的价格，抱怨孩子总点外卖、不懂省钱，最后又以“年轻人都这样”彼此安慰。会玩手机的，教别人玩短视频；刚旅游回来的，讲讲见闻。有时，他们也为血压血脂到底用什么好方法才能降下去的话题争论半天。
这背后，有老人们更深层的情感需求。
对他们而言，参与暴走团，不仅仅是为了锻炼，更像是一种宣示——证明他们依然健康、独立，仍能自主地融入社会，是生活质量的一种体现。
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处城中村，五十五岁的林阿姨已经独居十六年。
初次见面时，她身穿一条宝蓝色短袖连衣裙，脚踩白色厚底乐福鞋，脑后是一个玫红色发圈扎着的丸子头。她说：“人要有精气神，我比较讲究这个。”
2021年，她开始参加朝阳公园内的健步走团。据她的观察，参团的老人主要分成两种：一种是生活无忧、子女省心，纯粹为锻炼身体；另一种则是终于想通了，不愿困于孤独，决定走出来交友、排遣寂寞，把余生过完。
而她自己，属于后者。
时间往回拨三十年。20世纪90年代，高中毕业后，林阿姨就在距离家两公里外的国营商场做售货员，每天站完柜台，急匆匆赶回家给丈夫和公婆做饭。二十四岁生下一双儿女，四十岁经历离婚，一晃又是十五年。按她的话说，“一辈子都在为孩子、为父母，很少为自己活。”
转变发生在近几年。一位曾每年都相约一起去张北草原避暑的好姐妹，前年突然查出肠癌晚期，来不及化疗，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好友的离世让她悲伤了好一阵，转念想想，生命有限，自己的一只脚似乎也已经迈进了坟墓，不知道哪一天也就不在了。
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也开始尝试许多新鲜事物：去健身房跟年轻人一起上团课，养蜥蜴和蛇这类特殊宠物。每天去健步走前，她都会精心打扮，卷发要打理得一丝不苟，画眉涂口红，最后穿上鲜亮的运动装。
这种独特的风格让她在老年健步走团里显得与众不同，也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。
但她并不在意。“随他们议论，说明我活出了他们不敢活的样子。”在公园里，也曾有单身、丧偶的中老年异性向她示好，送她小礼物，希望进一步发展。她享受被人欣赏，但又清醒拒绝，“何必再找个人管着自己，老了还要伺候别人？”
北京朝阳公园，林阿姨所在的健步走团，会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。新京报记者咸运祯专业炒股配资平台摄
矛盾何解？
梅阿姨的女儿一直反对母亲参加暴走团，觉得这种活动太过招摇。有一天中午，她临时从公司回家取东西，推开门，正撞见母亲带着三位团友在客厅跟着手机音乐练习动作。她顿时气上心头，一句话没说，朝母亲瞪了一眼，摔门离去了。
之后，女儿特意为梅阿姨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，一心想给她找些“正经事”做。可梅阿姨只去了几次就再也不肯去了：“我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坐在那融不进去，浑身不自在。”然后仍旧每天准时出现在北陵公园。
女儿始终难以理解：“这么吵闹，还总被人指指点点，怎么就非去不可呢？”她曾被母亲拉着一起去体验，但她受不了那份嘈杂与拥挤，很快就离开了。
无奈之下，她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母亲参加暴走团的行为，没想到引发许多年轻人的共鸣，留言迅速超过百条。后来她甚至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坦言只有一个目的：“劝劝我妈，别再去了。”
在网络上，“路霸式暴走团”频遭批评。有人表示理解老年人的健身需求，也有人讨伐老人们“退休金过高”“倚老卖老”“给儿女丢人”。
今年8月，沈阳一起消防车与救护车被堵事件，将暴走团再次推向舆论旋涡。不少人指责他们“暴走”变路霸，呼吁清退取缔，并依法处罚扰乱正常秩序的暴走团。
为此，多地政府陆续出台规范措施。北京、上海、沈阳、广州等城市开始对暴走团进行摸排登记，划定活动区域，安排专人维持秩序。屡次违规的团队会被约谈，甚至处罚。
这背后，折射出更深层的社会问题。
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亚朝曾在一篇名为《“暴走团”引发的交通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》中写道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《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》统计，超过40%的60岁以上老年人以健步走作为主要运动方式。这表明，老年人对“暴走”认可度较高，对于他们而言，“暴走”不仅有身体层面的健身作用，还在心理、情绪、社交层面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王亚朝认为，暴走团引发的争议，既源于该群体自身交通安全意识薄弱、组织松散纪律性不足等主观因素，也与公共健身空间不足、缺乏有效监管等客观条件密切相关。为此，他提出建议：各地应加强体育公园、全民健身中心及公共体育场馆等设施的规划与建设，推动一批公共健步设施的新建或改造，鼓励有条件的体育场馆、学校及健身场所向社会免费开放健步场地，以弥补场地资源的不足。
同时，相关部门应出台针对暴走团等群体性活动的规范性指导意见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。交管部门可联合其他单位开展专项治理，加强对暴走团道路交通违法及噪声污染的巡查与执法——利用电子监控、视频巡查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处置违规行为，对违规个人或团体依法予以教育或处罚。
此外，还应积极引导暴走团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场地进行活动。具体而言，应远离居民集中区，避免占用城市道路，确保不影响正常交通与社会秩序，并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。
三十六岁的徐盛，起初对那些身穿统一服装、列队健步走的老人也不太理解。去年，他在公园结识了一位健步走的退休老人。两人聊天时，老人说，自己从北苑的家到朝阳公园，单程要花费一个小时，其实也并非多么热爱运动，只是像他这样的年纪，“能去的地方不多了。”他最期待的，是每天锻炼结束后那一段与队友闲聊的时光。
徐盛突然意识到，人至晚年，角色早已悄然转换，在家庭中，老人们从支柱变成了需要依赖的一方。在社会上，逐渐退出职场，淡出话语的中心。而参与这种集体活动，大概是他们抱团抵抗失序的一种方式。“年轻人有年轻人打拼的压力，老年人也有他们的心酸。”徐盛说。
2025年夏末的沈阳出现了新的变化。公园里加强了安保人员的巡逻，劝阻占道暴走的行为，禁止高分贝的音响播放。许多暴走团开始主动调整活动地点，从城市中心的公园转战到河堤步道、新开发区域等相对僻静的场所。这些地方虽然环境不如公园，但不会干扰他人。
李华所在的团队是其中之一。作为领队，他仍走在队伍最前面。队伍比鼎盛时短了不少，有些老伙伴因路远或家人劝阻而退出，但留下的人，依旧穿着统一的运动服、戴着白手套，迈着整齐的步子暴走。
清晨活动散场，老人们攀谈着结伴离去。有人去市场买菜，有人赶着回家准备午饭，他们在街角道别，彼此约定：“傍晚老地方见。”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王建国为化名）
新京报记者咸运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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